470名华人的万里归途 战火中的生死撤离。谭小林和他的同伴们在经历近20小时的飞行后，于3月6日凌晨5点抵达北京。此时北京已下了一天的雪，谭小林没带厚外套，十几个小时后才吃上第一顿饭——北京烤鸭。他举起酒杯对朋友说：“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喝上中国的酒，庆幸我还活着。”
在北京见到这些常居伊朗的中国人时，他们看上去还算镇定。他们在当地从事电池、沥青、科技、矿石和酒店业。谭小林和同伴们热烈讨论着伊朗的情况，但窗外的轰隆声让他心悸，停下手中的动作说：“这个声音，就有点像那轰炸的声音。”
五天前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。四天前，伊朗政府确认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。正是在那一天，谭小林和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的成员们把36个中国人送上撤离伊朗的第一辆大巴车。他是这个伊朗华人民间组织的副会长，也是此次撤离的联络员，一共协调了8辆大巴车，带着470名中国人逃离德黑兰。
谭小林开的长城公寓是这次撤离的集合点。这家公寓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偏北的一条街上，只接待华人，能同时容纳200多名客人。来伊朗出差、做生意的中国人聚集在此，常常一住就是一年。谭小林是湖南人，曾当过警察，后来做生意失败来到伊朗。他热心爱张罗，帮住客对接资源，收取中介费，但受战争影响，时常亏钱。
伊朗不太平，在那里的中国人都知道。谭小林来伊朗的两年里，经历了三次战争和一次暴乱。起初他还平静，觉得只要保证自身安全，不要随意出行就行了。但渐渐地，他感觉这次有些不对，新闻报道显示新的攻击方式打破了普通人和政治之间的隔阂，医院、学校被炸，伤亡惨重。
妻子在德黑兰帮他管理酒店，她开始整日焦虑，想回家。谭小林给她买了2月26日的机票，让她先走，自己留下来安排华联会的撤离。去年6月，以色列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时，华联会曾帮助中国人撤离。这一次，他们制定了更为周详的应对方案，成立了撤离小组。
门海燕是其中一位联络员，负责登记撤离人员信息。她发着低烧，嗓子发炎，满脑子都是怕把信息搞错。几乎每分钟都有电话、短信进来或出去。有人急得一句话好几个错别字，有人说出了门打不到车，还有人说老板跑了，留下他们三个打工的。门海燕一条一条回复，安慰大家不要担心。
谭小林记得自己的电话也在不停地响，所有人都等着他的协调。他告诉自己：“不要崩，不要恐惧。”叔叔喻建军负责为聚集到酒店的中国人做饭，冒着炮火每天出门买菜。战火一近，菜价又上涨了三成。
撤离的中国人来自伊朗的每个角落。在港口城市阿巴斯，有四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同时打电话给门海燕。这座城市被轰炸得更为严重。门海燕想办法把这四个人攒到了一块，让他们相互照应。后来，这四个人找到两辆车，连夜开了20多个小时，抵达了1000多公里外的长城公寓。
3月1日中午12点多，第一辆大巴车离开长城公寓，去往600多公里外的Astara口岸。人们坐在车里保持沉默，出发前谭小林告诫他们路上别拍照，手机里别留存爆炸影像。尽管他们带着中国国旗，通常不需要搜查，但谭小林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没有人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，从德黑兰出发时，头顶还晴空万里。走到一半天气骤变，大雨夹着风雪迎面而来。到达阿塞拜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，十几个小时过去了。过关时，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一个老太太对记者说，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老伴了。
3月6日，谭小林回忆起惊险的一路，望着那些矿山，心里想自己和车上这些人已经比伊朗人要幸运很多。他喜欢伊朗，想起自己离开德黑兰之前，公寓的伊朗员工对他说：“你放心回国。有我们在，会看好工厂和酒店。”
刚来伊朗时，谭小林听不懂波斯语，也只会一点儿英语，但他充满信心，相信“风险越大的地方机会越大”。他慢慢学会了与伊朗人打交道，发现他们非常聪明。这种聪明还体现在他们的商业策略上，他们把征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
谭小林和同伴们在北京的饭桌上，回忆起那些熟悉的地方在战乱中被毁坏，语气唏嘘。无论如何，日子还要过下去。第二天，谭小林和同伴们就要从北京飞走，有的人回老家，有的人继续出差。谭小林打算短暂避一避风波，等仗打完，航线一恢复，就回到伊朗。他相信市场会在伊朗重新开张，就像草会从废墟中生长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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