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0名华人的万里归途 战火中的生死撤离。谭小林和他的同伴们在经历近20小时的飞行后,于3月6日凌晨5点抵达北京。此时北京已下了一天的雪,谭小林没带厚外套,十几个小时后才吃上第一顿饭——北京烤鸭。他举起酒杯对朋友说:“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喝上中国的酒,庆幸我还活着。”

在北京见到这些常居伊朗的中国人时,他们看上去还算镇定。他们在当地从事电池、沥青、科技、矿石和酒店业。谭小林和同伴们热烈讨论着伊朗的情况,但窗外的轰隆声让他心悸,停下手中的动作说:“这个声音,就有点像那轰炸的声音。”

五天前,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空袭。四天前,伊朗政府确认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。正是在那一天,谭小林和伊朗华侨华人联合会的成员们把36个中国人送上撤离伊朗的第一辆大巴车。他是这个伊朗华人民间组织的副会长,也是此次撤离的联络员,一共协调了8辆大巴车,带着470名中国人逃离德黑兰。

谭小林开的长城公寓是这次撤离的集合点。这家公寓位于德黑兰市中心偏北的一条街上,只接待华人,能同时容纳200多名客人。来伊朗出差、做生意的中国人聚集在此,常常一住就是一年。谭小林是湖南人,曾当过警察,后来做生意失败来到伊朗。他热心爱张罗,帮住客对接资源,收取中介费,但受战争影响,时常亏钱。

伊朗不太平,在那里的中国人都知道。谭小林来伊朗的两年里,经历了三次战争和一次暴乱。起初他还平静,觉得只要保证自身安全,不要随意出行就行了。但渐渐地,他感觉这次有些不对,新闻报道显示新的攻击方式打破了普通人和政治之间的隔阂,医院、学校被炸,伤亡惨重。

妻子在德黑兰帮他管理酒店,她开始整日焦虑,想回家。谭小林给她买了2月26日的机票,让她先走,自己留下来安排华联会的撤离。去年6月,以色列对伊朗本土发动空袭时,华联会曾帮助中国人撤离。这一次,他们制定了更为周详的应对方案,成立了撤离小组。

门海燕是其中一位联络员,负责登记撤离人员信息。她发着低烧,嗓子发炎,满脑子都是怕把信息搞错。几乎每分钟都有电话、短信进来或出去。有人急得一句话好几个错别字,有人说出了门打不到车,还有人说老板跑了,留下他们三个打工的。门海燕一条一条回复,安慰大家不要担心。

谭小林记得自己的电话也在不停地响,所有人都等着他的协调。他告诉自己:“不要崩,不要恐惧。”叔叔喻建军负责为聚集到酒店的中国人做饭,冒着炮火每天出门买菜。战火一近,菜价又上涨了三成。

撤离的中国人来自伊朗的每个角落。在港口城市阿巴斯,有四个互相不认识的人同时打电话给门海燕。这座城市被轰炸得更为严重。门海燕想办法把这四个人攒到了一块,让他们相互照应。后来,这四个人找到两辆车,连夜开了20多个小时,抵达了1000多公里外的长城公寓。

3月1日中午12点多,第一辆大巴车离开长城公寓,去往600多公里外的Astara口岸。人们坐在车里保持沉默,出发前谭小林告诫他们路上别拍照,手机里别留存爆炸影像。尽管他们带着中国国旗,通常不需要搜查,但谭小林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
没有人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,从德黑兰出发时,头顶还晴空万里。走到一半天气骤变,大雨夹着风雪迎面而来。到达阿塞拜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多,十几个小时过去了。过关时,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一个老太太对记者说,以为自己再也见不到老伴了。

3月6日,谭小林回忆起惊险的一路,望着那些矿山,心里想自己和车上这些人已经比伊朗人要幸运很多。他喜欢伊朗,想起自己离开德黑兰之前,公寓的伊朗员工对他说:“你放心回国。有我们在,会看好工厂和酒店。”
刚来伊朗时,谭小林听不懂波斯语,也只会一点儿英语,但他充满信心,相信“风险越大的地方机会越大”。他慢慢学会了与伊朗人打交道,发现他们非常聪明。这种聪明还体现在他们的商业策略上,他们把征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
谭小林和同伴们在北京的饭桌上,回忆起那些熟悉的地方在战乱中被毁坏,语气唏嘘。无论如何,日子还要过下去。第二天,谭小林和同伴们就要从北京飞走,有的人回老家,有的人继续出差。谭小林打算短暂避一避风波,等仗打完,航线一恢复,就回到伊朗。他相信市场会在伊朗重新开张,就像草会从废墟中生长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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